偏 见

林生祥出新专辑，乐队没了，词作者还是钟永丰。有个访谈，钟提到家与性别。

越长大感受越真切的家庭里男女的差别，或许这是独生子女群体体会不到理解不了的，也或许她们能从父辈的经验中看到。

希望林生祥和钟永丰别太红，一旦红了不可控因素就太多了。不来北京是明智的，我相信他们不是顾忌于客家话的因素。

城市画报×钟永丰（交工）

问：从交工开始，你们每一张专辑都是有主题的，为什么确定要做一张“女性”主题的专辑？

钟永丰：就写作上，我一直很想写女性这个题目，客家的家族社会里，女性的角色其实非常重要。另外参与社会运动以来，我发现在台湾，在社会运动或NGO组织里，超过八九成都是女性在担任干部。为什么女性拥有那么大的社会自由度，为什么男性没有，或者为什么男性没有那么持久？这恐怕跟汉人社会里对男和女有不一样的期待和对待方式有很大关系。所以我想回到我自己经历过的客家家族社会，不说是找答案，而是想从这个脉络里面去写故事。

问：对于女性你的观察和判断是怎样的？

钟永丰：老实说，这张专辑我不敢说我对女性有那么深刻的理解。我没有办法写生理的女性，也没办法写心理的女性。我有一点经验基础的，还是社会女性。我从社会实践部门里面看到，女性远比男性自由。通常男性，现在你在这个位置，明年你就要到更上面的位置，后年到再更上面的位置，是一个直线型的生命观和社会观，可是女性，我觉得她们比较多是原点型的生命观。我只要待在这个点，这个点对我有意义，我会就在这个点发展出我的整个生命形态和生活方式。这更大程度上也牵扯到整个社会的发展方式。当然在我的专辑，没有写到这么大，可我隐隐约约觉得在男女之间，其实有一些核心的差异在作用着。

问：你们每一首歌都有一些现实的背景，《野生》和《让我跟》的故事是怎样的？

钟永丰：《野生》的背景就是刚才我说的。《让我跟》，是试图从一个女孩子的眼光来看兄妹或姐妹的关系。我们小时候都会有弟弟妹妹想跟着我们一起玩，我问过很多人，共同的经验都是不喜欢弟妹跟。也许还让弟弟跟，可就是不喜欢妹妹跟，觉得给妹妹跟不体面。从妹妹的眼光来看，其实是想去看更大的世界。这里面我想带出来的是，我们这个社会里，尤其是女性，有些时候想渴望更大的视野，更大的体验和经验，可我们往往是非常制度化或者主观地压抑了她们的期待。

问：《转妹家》谈的是女性的死亡，是这张专辑里最沉重的一首。

钟永丰：我祖父跟一般客家的男性没有什么两样，但小时候，他讲的几件跟女性有关的事情，我一直忘不了。有一天傍晚，他看到隔壁村的一个妇女匆匆忙忙回娘家；我祖父就跟她，哎，你怎么这么晚才赶回娘家，可是那个妇女什么话也没有说，而且也没有什么怪异之处。第二天我祖父才知道，原来这个妇女在当天已经过世了。我祖父看到的，应该是那个妇女的灵魂。我被这个故事触动很久很久。后来听到我祖父讲的另一个故事，就是《转妹家》里写的故事。我一直在想，家对于女性和对于男性是完全不一样的东西。

女性的成长过程必须被迫跟她的原初分割，这其实是彻头彻尾的分割，即使是她过世。在客家，有一个风俗，妇女过世，原来的娘家还有再办一次嫁妆给她，第二次嫁妆，就是说你的灵魂第二次正式地嫁入到夫家的祖宗牌位上面，其实这是第二次的隔离。当然也不是所有的妇女都会强烈地要返回到自己的家庭，但想回到原初的那种渴望，从女性的视野上面表现出来的，是一个很根本的东西。这个社会的残酷就在于，越来越把我们和我们的原初进行不断的隔离。

……

1

……

北京的天安门，成为动荡中的东欧用来判别是非的准则、分辨真假的测谎器。

是的，你可以说，中国的血染大地成就了东欧不流血的革命。

2

没有一个真正富强的国家不把人才当做国宝的，或者应该倒过来说，不把人才当做国宝的国家，不可能真正富强。回首五十年，一整代菁英被“反右”所吞噬，又一整代被“文革”所折断；「陆肆」，又清除掉一代。五十年共产党的历史简直就像一只巨大的筛子，一次一次把国家最珍贵的宝藏筛掉。一路抛弃宝藏，巨人你奔往哪里？

或者说，「陆肆」被放逐的是少数，而且中国大，人才无数，反正筛掉了又有新的一代冒起。

再多的麦子若是掉在石砾里，也是要乾枯的，所以麦子多寡不是问题，土地的丰润与否才是。只有当国家以制度来保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时，人才才可能像麦子落土悠然茁长，然而只要镇压「陆肆」的道德逻辑还在──这个逻辑将对于党的忠诚凌驾一切，将粗暴的权力视为当然──那个制度就不存在，人才也无从焕发；集权的逻辑是一把锁，锁住整个社会结构，让自由的心灵、爆发的创造力、无边的想像力处于不能动弹的地位。

在灵子的博客里看到，转过来。还是喜欢这种抑扬顿挫的龙应台。启蒙着个体价值、自由权利、公民精神、乡土意识的龙应台。以文学为根基，阅历、良心为两翼，辨析真伪芜菁的龙应台。

1914年7月（一战爆发前夕），沃尔特·李普曼前往欧洲，为筹备中的《新共和》杂志物色撰稿人，并借机为他的第一本书——《政治序论》在英国出版“宣传造势”。在参加完一个费边主义者的聚会后，他在回伦敦的火车上碰到了一个人——伦纳德·伍尔夫，他是费边社的成员，政治经济评论家以及弗吉尼亚·伍尔夫的丈夫。当时，李普曼新婚燕尔，伍尔夫夫妇已结婚五年，而弗吉尼亚只是刚刚出版了第一本小说《远航》。火车上，李普曼与伦纳德畅谈尚属新锐思想的弗洛伊德的心理学，一连几个小时。李普曼给伦纳德留下了“情感炽烈、有洞察力、老练成熟、为人爽快”的好印象，后者对两人如此投机十分震惊：“当你突然发现一个智力非凡的人，他以一种开诚布公的方式，马上抓住问题实质与你进行探讨时，你那种意想不到的激动心情是十分难得的。”

晚上回到家后，伦纳德一定与妻子弗吉尼亚谈起了这个火车上遇到的年轻人。

2

李普曼的第三本书《新闻与自由》是由哈考特和布雷斯（Harcourt Brace）出版社出版的。1920年，李普曼构思写一本分析舆论的书（即后来流传甚广的《舆论》），打算与他们继续合作。同时，李普曼还向这家出版社的编辑们推荐新书，对一些著作提出自己的观点，并帮他们物色新的作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是他推荐的第一批作家中的一位。（李普曼和凯恩斯相见于1919年巴黎和谈中，当时，凯恩斯是英国财政部的代表，李普曼作为豪斯上校的私人代表，在巴黎处理宣传事务。李普曼对凯恩斯颇为欣赏，1919年圣诞节开始，凯恩斯的著作《和约的经济后果》分三部分在《新共和》杂志连载。）然后，凯恩斯把他的朋友利顿·斯特雷奇介绍给哈考特和布雷斯。这家出版社又通过斯特雷奇、与布鲁姆斯伯里团体里(The Bloomsbury Group，凯恩斯也是其中一员)的大部分成员建立了联系，其中弗吉尼亚·伍尔夫的小说使出版社在以后的几十年里赚了大钱。

如此说来，李普曼无意中成了弗吉尼亚在美国声名远播的奠基人。

袁老师说话真耿直，却不乏言语的美感。他对新闻的留心收集也煞费苦心。